“其实没丢多少钱，美元和当地货币总共价值约200元人民币，当时我返回扶起我的自行车，心想怎么着能把这几个黑小子抓住，便和几个近前摆摊卖货的人搭讪，给他们讲，在法国，贼偷了东西，一般都把护照、银行卡等自己没用的东西寄还失主，我也希望刚才的黑人把我护照袋中的文件还给我，刚开始人们支支吾吾，后来有人点头答应，下午三点左右，我偶然回头，见一六、七岁小黑孩儿，正悄悄将我空护照袋放在我身后地下。”

      第二天中午，因为丢失了一份文件的缘故，李跃中不得不回比勒陀利亚，往中国大使馆走一遭，“使馆人员听了我的叙述，拿出一张单子，要我签字，原来是要救济我一千块钱，公款，必须签字，我反复解释，由于采取了防范措施，只失去了25美元，是一点零钱，几番推辞不过，只得收下。”

      第二次被抢劫是在安哥拉。中非小国安哥拉自1975年独立以来，一直笼罩着内战的硝烟。2007年，当李跃中骑自行车游历至此，仍能嗅出空气中的火药味。7月的一天，李跃中到达信戈罗伊小镇，下午四点当地发生了火力冲突，一伙军人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，竟将李跃中擒上了山头。却觉得惊险之中给他带来了别样的快乐和刺激：“在机关枪的火力掩护下，两个班的兵力，两翼包抄，将我擒上山头，抢了我四十多美元，但允许我拿冲锋枪朝天随便扫射，如果他们再遂了我打一发迫击炮和反坦克穿甲弹的愿望的话，我便不把这次四十多美元的损失，看作是被抢劫了。”

       第三次在巴西，那是个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。2000年9月30日夜里，李跃中帐篷露营在距巴西南部著名古迹——“老镇”附近的小村一个棚子下面，后半夜被人抢走了自行车和上面的行囊，“我身上有几千美元，当时的环境下，能保住钞票，全身而退，或许应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”

      “第二天我和警察一起到村里放了话，谁若能拿回我的笔记本和胶片，我付钱买，后来还真有几个孩子给我送来了一些旧地图、文件、新胶卷等等我的囊中物品，但没有我最想要的东西。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一个白人警察开车带我到他家里，洗澡吃饭，最后要二百美元，将车、囊全部归还于我，我当时掏出200美元让他看清楚，但我要求见到东西才付钱，警察要求先给钱，最后不了了之。”

      “在遭遇抢劫之前，总觉得没有被抢劫的旅行和人生，似乎不尽完美。被抢劫后，第一次，尤其是第二次我津津乐道，只是第三次，在巴西丢失的笔记本和胶片，至今，乃至终生都将是我心中的最痛。”

      “撒哈拉的星空下最适合讲故事，撒哈拉的星空下最适合轻唱，撒哈拉的星空下最适合吟咏，撒哈拉星空下最适合娓娓长谈，撒哈拉星空下结成的友谊终生不逾。”

      1999年2月24日，李跃中的自行车正式进入撒哈拉沙漠。

      在撒哈拉的旅途中，李跃中结识了两位24岁的法国自行车旅行者，高个子纳特，大胡子硅斯。因为同是自行车旅行爱好者，自然而然三人攀谈了起来，“他们热情的帮忙，联系了一辆吉普车，将我的自行车绑在车顶，又安排我坐入一位法国小伙子的车里。”

      搭了一段运输铁矿石的火车后，李跃中三人到达目的地阿吉。在那里纳特和硅斯都灌了很多水，李跃中只烧了1.5升的茶水带上，水是沙漠旅行中最重要的东西。“沙漠之旅，最重要的是水，但水的重量，着实让人烦恼，纳特和硅斯行囊最重的部分就是水，地图上我看到前面30公里有个小村庄，名叫阿格维，那里一定有水井。”

      平时李跃中骑车都是捡平的地方走，沙漠里则不同，他们专往石头渣子地里骑，“虽然颠簸，但总比车轮陷在软沙子里面蹬不动要好，那时每遇上一片石滩地便会心花怒放。地图上标有一条路线，但四顾茫茫，瀚海无边，只能往南横冲直撞，中午遇见一座颓败的土屋，择背风面，筋疲力尽的我们用纳特的水烧茶，吃一些干粮，两米远处有一具驴子的干尸，使我们的吞咽和胃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。”

　　那天晚上李跃中讲了一些中国的幽默故事，介绍了中国的唐诗，问了些关于拿破仑事，他们也讲了一些法国的幽默故事。

　   “如果我漫游世界，花光了积蓄，老天爷安排我沿街乞讨的话，哥伦比亚是我的首选。”